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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诸多王爵中，李唐皇室还有一个更顶级的封号。

弘王。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道教就一句谶语流行于世，在北周末年和隋末的乱世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可以说是大唐人尽皆知。

“老君当治，李弘当出。”

就是说太上老君会转世成李弘，拯救万民于水火中。

因为这句谶语，隋炀帝杀了很多叫李弘的人，当然这也没能挽救隋朝的覆灭。

等到了大唐建立后，李唐江山稳固，这句谶语反而更加流行。

大唐皇帝就姓李啊，那么李弘是不是就是谶语中的贤君呢？

到了唐高宗时期，唐高宗将自己和武则天的第一个儿子取名为李弘，向长孙无忌释放出强烈的立储信号。

不过这位李弘突然暴亡，没能实现这句谶语。

从此之后，弘王就成了具有特殊意义的王爵。

李俶听到父皇的旨意，立刻跪拜谢恩，朝廷中东宫一系的官员也激动起来，太子受封弘王，说明皇帝还是不准备改易储君的！

就在这个时候，商博突然出列而出。

“陛下，越王向陛下进献贺礼。”

越王？

众大臣看向商博，越王送礼的使者被杀，心历书被烧了，不是凑不出新礼物吗？

不少大臣纷纷摇头，有了太子和齐王的贺礼，越王就不要出来丢人现眼了。

还不如就这样糊弄过去，这个商博非要在这个时候送贺礼，不是要抢太子和齐王的风头吗？

关键是你能抢的了吗？肯定是抢不了的啊！

你越王什么水平，陇右是什么地方，能和太子和齐王比吗？

这不是自取其辱吗？

历书的重要性

越王？

越王的礼物不是被烧了吗？

就连护送历书进长安的星相师都死了，越王还能送什么礼物？

送礼这事情，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贵重的礼物往往要压轴送的，如今皇帝刚收了红珊瑚树和“仙丹”，你越王就算是拿出一件贵重的礼物，那也比不上前两个啊。

皇帝的心理阈值都已经被拉起来了，现在送礼还不如不送。

群臣都是这么想的，就连御座上的皇帝也在皱眉，似乎对商博这个唐突的节度使留后不满。

只听到商博说道：“陛下谕旨，由越王主编的新历书已经编写完毕，请陛下允许小使进献历书！”

这下子大家都惊讶了。

其实越王要编写历书，这件事群臣基本上都是当做笑话来听的。

上皇时期僧一行编写大衍历，如今朝堂上很多人都或多或少听过。

一行测各地纬度，南至交州北尽铁勒，并步九服日晷，定各地见食分数，复测见恒星移动。十五年而历成。

这其中的辛苦可想而知，但是如此费尽心力所编写的大衍历，也在天宝十年就逐渐失准了。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受制于古人天文观测的技术，以及对于行星轨道认识的不足，再加上数学工具的缺乏，大衍历能够准确预测十年的节气和日食月食，已经是相当了不起了。

大衍历耗资巨大，又耗费了巨大的心血，所以在大衍历失准之后，上皇也没有兴趣再去编制新历。

历法之于古代封建王朝的意义巨大，远不是今日人可以理解的。

历法对于农业生产具有指导意义，可以让农民根据时节生产，这个自然是很重要的。

可是除了指导农业生产之外，盛世君王热衷于修订历法的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历法可以让王朝拥有对异常天象的解释权。

自西汉董仲舒独尊儒术，提出了一套天人感应的学说之后，文臣集团就拥有了一项制约皇权的手段—谶纬之说。

利用天地异象，儒生可以用天人感应学说来解释这些天象异常，从而以此来指责皇帝失责，上书劝谏皇帝，甚至逼迫皇帝下罪己诏来放弃原来的政策。

可以说王莽篡汉的基础，也就是儒生这一套谶纬之说。

虽然后世的皇帝打了补丁，逐步废掉了儒家这一套天人感应学说，可是这套说法在民间依然拥有广泛基础，而且皇帝自己在遇到异常天象的时候，也会疑心是不是真的老天爷降灾。

这时候，天文星相的解释权，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这也是历代不允许民间私习天文学，这也是为了防止有人利用天象来搞事情。

皇家修订历法，就能预知异常天象出现的时机，那皇室就拥有日食月食之类天象的解释权，从而防止大臣和叛乱者利用天象做文章。

这也是一直到唐宋之前，在史书上皇帝依然经常因为天象异常下罪己诏，但是到了元代郭守敬编写了更精确的授时历之后，明清皇帝就很少这么做的原因。

一份能够准确异常星象的历法书，就能让皇室在解释星象中占据主动权，这也是盛世帝皇需要修订历法的原因。

没有人相信越王能够在短短的时间内修订一套有用的历法，大部分文官的看法是，这份越王的历法书顶多就是一两年的历书，预测未来一两年的节气和星象。

本来是只是为了哄皇帝开心弄一个好彩头，却还在送往长安的时候被劫了。

虽然上一次向凤翔府报捷，越王在朝廷中知名度大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