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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陈宫已经发表的言论没有被天子否认，却给了不少人鼓励。

至少天子是有听取不同意见的肚量的，哪怕是有冒犯的嫌疑。

讨论渐渐深入，小心翼翼地触及了敏感区——皇帝的责任。

皇帝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矛盾。

具体到孝灵皇帝的事例而言，他十二岁登基，三十四岁驾崩，在位二十二年。前期受制于宦官曹节等人，后期掣肘于大将军何进，宫里还受到母亲董太后的影响，真正能做主的时候有多少？

如果说他不胜任，那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当初将他推上这个位置的人有没有责任？

在孝桓皇帝驾崩，又没有嗣君的前提下，将作为旁支的孝灵皇帝推上帝位的是当时的大将军窦武和太傅陈蕃。如果要追究责任，他们就是最大的责任人。

偏偏窦武和陈蕃就是党人的领袖。

转来转去，追究到一直觉得自己最冤的党人头上了？

再者，重视天子的责任，还有两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一是垂拱而治的理想还要不要追求？

二是如果治理天下就是天子的责任，那如何才能使嗣君能够承担起这样的重任？

之前的天子都曾有太傅、少傅之类的儒生教导，却没有几个是真能胜任的，如今儒道又受到质疑，以后谁来教导嗣君，用什么学术？

这时，司徒长史祢衡提出了一个观点：以一人治天下是不现实的。即使是在疆域远不如现在广大的商周，也是天子垂拱，大臣理事。如今疆域十倍、百倍于过去，还希望一人统领全局，显然不可能。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现在的办法：天子掌兵，大臣理政。

至于为什么要由天子掌兵，祢衡的理由也很直接，大臣掌兵，不利于君臣之间的平衡。

文武分途

祢衡的发言很大胆，也激起了不少的反对声。

但反对的声音不是支持天子的，而是想从天子手中取走兵权的老臣。

他们认为，兵权也不能留在天子手中，应该归于大臣。天子就应该完全放手，才是真正的垂拱而治。

杨彪虽然没有明说，但他也有这样的想法，听到祢衡的观点之后，第一时间找到祢衡，询问祢衡的真实想法。

你是因为现状如此，选择向天子妥协，以求巩固现有的成果，还是真的认为这就是最好的结果？

祢衡直接说，大臣掌兵，不利于君臣之间的平衡。

军队是国家的根基，这样的力量控制在任何人手中，都会让其他人不安。就算天子愿意交给大臣，谁又能承担起这样的重任？

大将军掌兵就好吗？从过去的几任大将军来看，绝对不是好事。那些人不是威胁到皇权，就是挤压了其他大臣的空间，更不乏公器私用，图谋不轨的。

两害相权取其轻，不如将兵权留在天子手中。

一来，这样可以消除天子的不安。兵权在手，他至少不用担心大臣谋逆。

二来，与军队多接触，多少可以强壮天子体魄、心志，使天子不至于四体不勤。

最后，天子就算掌兵，也离不开士大夫的支持。大量的军官要从士大夫中选拔，征战用的钱粮也要由司徒府供给，没有士大夫的支持，他什么也做不成。

就目前的发展形势而言，文武分途已成必然。太尉作为武官之首，选拔途径与司徒、司空不同，三公站在同一立场的基础已经不存在了。就算兵权归于三公，太尉也不可能与司徒、司空同心同德。

与其如此，不如将兵权留给天子，由天子来节制太尉，消除武夫当国的隐患。

杨彪反复权衡之后，觉得祢衡这个办法虽然不合乎理想，却也是一个选择。

他又与杨修商量，杨修也赞成这个方案。

国之大事，唯礼与戎，从古至今，兵权都掌握在国君手中。大臣掌兵，几乎都会出事，不是大臣有不臣之心，就是国君猜忌大臣，必置之于死地而后快。

他进一步提出，将兵权留给天子，也有利于司徒做事。天子直接主持兵事，了解养兵的消耗巨大，更能理解好战的危险，从而提倡宽政，尽可能减少民变的可能。就算他想穷兵黩武，没有司徒府提供的钱粮，他也走不远。

听了几个年轻人的建议，杨彪觉得有些道理，转头又和司空周忠商量。

周忠考虑的方向与杨彪略有不同。

一来，他觉得天子的态度很清楚，还兵权于太尉的难度太大，没什么实现的可能。勉强行之，眼下与天子和谐相处的现状有被打破的可能，风险太大。

二来，他觉得天子掌兵也不坏。眼下的天子经过苦难，有穷兵黩武的可能，但后世之君未必能吃这样的苦，让他远征也未必有兴趣。

从长远看，这个方案利大于弊。

他还以半开玩笑的口吻提了一个建议：为了更方便司徒独揽治民大权，应该让天子大部分时间在外巡狩，别留在京师掣肘。

杨彪瞪了周忠一眼，又觉得这个建议也不错。

文武分途，天子专注于军事，也的确应该四处巡狩，了解各地的形势。

不同的地理，决定不同的作战方式，这可不是坐在宫里就能了解的情况。

只是这样一来，必须控制好军队的规模，要不然这巡狩的费用会成为无法承受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