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猩红的血液染红数十丈土地,三百颗头颅被甲士在空地上垒为京观,以作祭奠!
自此,明清双方,攻守易势,接下来便是厉兵秣马收复江南,重祭孝陵!
第一卷 结束后的一些感想
这是笔者的第一本小说,说实话,虽然从中学开始就特别喜爱看历史小说,但对于历史本身,到底是门外汉罢了。
中学时候,有关明朝的小说很流行,教室图书角里,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大抵算是我对历史网络小说的启蒙。
这种启蒙,使我对有明一朝真正产生了兴趣,尤其是南明。
但我并非什么明粉,尤其是后来学习了一些哲学和深入的了解了历史的原貌,封建历史总是一个循环,从励精图治、清明进取的早期,到奢靡无度、兼并横行的末期,明朝并不比汉朝、唐朝特殊多少。
在我眼里朱明与之前的无数王朝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大明亡得冤吗?一点都不冤,从无论是非、只讲立场的党同伐异;自甘堕落、视兵为奴的军头将主;阡陌连片、一心享乐的宗室藩王;诗酒美人、纵情声色的纨绔文人;贪墨无度、钳制朝野的宦官士人,以及长于深宫之间,养于妇人之手,不识五谷、不通文武,只知玩弄权术,却失去了太祖、成祖那般气吞山河,毫无人君气概的君王。
毫不修饰地说,如果笔者生于明末天启、崇祯,也一样会学李、张造反!以为老百姓是真的会饿死啊!
改朝换代而已,有什么可冤的?
但是,为什么当我翻开顾诚先生的《南明史》,却依旧会为那数百年前人们“可笑”的挣扎而流泪呢?
当我看到吴三桂倒戈,清军入关;江阴八十一日,举城尽覆;李自成殉难九宫,客死异乡;隆武帝出逃福建,崩于中途;看到堵胤锡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李过、高一功奔走抗清,至死留憾;郑成功砥砺东南,擎天一臂;李定国挥师壮烈,血泪遗恨。
依然会心神摇动,泪眼通红,为什么呢?
因为太他妈惨了!
民国三十四年,抗战胜利的前夕,冯友兰先生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纪念碑上这样写道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
自古南渡王朝,偏安一隅,哪怕个个都说要北伐中原,都说要恢复河山,但从未有得偿所愿。
但南明却不同,同样宗室南渡,另立朝廷的东晋、南宋,他们偏安一隅时,其实国家王朝还远远没有到达将亡的地步,无论是政治生态、还是土地兼并,都远远没有达到王朝末期的不可挽回。
如果说晋、宋是一个中年人被突然高位截瘫,那么南明就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朽生命尽头的最后挣扎。
按照一般的历史规律,这应该是一个自然而顺理成章的过程,就如曹魏代汉、宋元交替,在一阵摧枯拉朽的历程之后,回归平静。
可是明清易代却截然不同,从崇祯、弘光、隆武、永历、明郑,乃至于后面的天地会等等,前后长达百年,轰轰烈烈却又此起彼伏。
“螳臂当车,向死而生”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在此之前的两千年间,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看遍了王朝变换、帝王易代,从来没有觉得这与自己有何干系。
我无意否定清朝,清太宗皇太极是我最欣赏的一位明末历史人物,堪称雄主,但这就是历史的悲剧注脚,无法改变。
因为明清易代从来就不是两个王朝之间的事,否则,我们无法解释明明已经投降了的江阴城会奋起反抗;明明由于被何腾蛟排挤而有倒戈意向的顺军余部会因为“剃头”问题愤而拒绝诱降;明明在烂透了的明末社会中苦苦挣扎的农民军将士们会如此不计前嫌,战斗到最后一刻。
他们从来就不是什么明朝的忠臣孝子,甚至对明朝充满仇恨。
在整部《南明史》中,我最同情的就是原本的农民军将士,他们在苦难与末世当中苦苦求生,挨过了天灾,好不容易挣脱了一个旧时代的枷锁,最后却又为了保护这个旧时代而流尽最后一滴鲜血,何其悲也?何其壮也!
以“遗民”自居的张岱在自己墓志铭上这样写
“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
当第一次读到这段文字,那种唏嘘的感觉,我上一次体会到,还是《红楼梦》。
悲剧,就是将美好的事物毁灭给人看,当人们以为旧时代的幕后,理应是新时代璀璨的序章,欢欣揭开布帘,等待他们的却是血流成河、是成山骨骸。
“白骨如山忘姓氏,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
那种无力的悲彻感下,哪怕螳臂当车、蚍蜉撼树的抗争,竟也显得如此勇敢、悲壮!
笔者不过就是个码字写爽文的,网络小说,归根到底,不过娱乐,一下子有感啰嗦两句,不必挂怀。
最后的明朝人——顺军余部李来亨和夔东十三家
李来亨所立《圣帝行宫碑》,抗清义军消失前最后的痕迹。
第一卷 绝地反杀 完
第二卷 再祭孝陵
农业工作会议
如今已然快进入六月份,夏粮征收工作快要开始了,在肇庆的朝堂之上,一场重要的农业经济会议也正在进行。
“臣以为,为了缓减百姓压力,应当减少三饷征发!”
陈子壮首先发言,接着对朱由榔解释起来
大明晚期的农民负担极重,其中的税务负担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其一是朝廷正税,洪武时规定民田每亩征收3升3合5勺粮,张居正变法后改为直接按市价收银子。
其二是加饷,即后来农民起义、建虏南侵,所加的辽饷、剿饷、练饷,合称三饷,合计每亩加征五钱银子左右。
其三是各地衙门派捐,这个数字就各不相同了,全看本地督抚老爷和县老爷心情。
除此之外,张居正改革之后,其实农民还要受另一层压迫,那就是衙门收税只收现银,于是每当收获纳税时节,地方官吏便会和豪绅奸商联手,打压粮价,于是原本值一两的粮食可能压到只有五钱,而农民为了缴税,还不得不将粮食低价售卖……
所以,陈子壮和瞿式耜、吕大器三人商议之后,定下三条对策
首先,三饷不能再加派了!至少剿饷和练饷不能再收了,毕竟农民军都已经集体“诏安”了,你还剿个屁。
其次,张居正定下的一条鞭法中,农业税收银子这一条必须废掉!张居正当时执行这个政策是为了统一财税,毕竟朝廷做事是要花银子的,而粮食又不能当钱用。
可此一时彼一时,如今正当战乱,粮食比银子有用多了,收银子实在是舍本逐末,而且还会直接导致官商勾结、谷贱伤农!
至于缺银子怎么办?那么大一个广州港,这么大一片海,还怕弄不到银子?
最后,陈子壮提议推广番薯种植,以解决燃眉之急。
这一点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