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6节（2 / 2）

皇帝真是二十年如一日，带着君臣及将来的君臣一起卷……

朱厚熜指了指他们：“国策会议设立也有二十载，总理国务大臣已历五届，朕之决心，卿等都知晓。君臣不误民心期盼，掌权秉政互证得失，这宪条规定中国政体，其中万不能颠扑的，便是国策会议群臣共议国策之制。贤臣得其职，此国之幸事，君之幸事。”

“朕设了国库，皇室用度也有定额。朕设了总理国务大臣，让诸国务领诸国事。朕虽圣裁要务，然卿等共议之事、公推之人，朕也鲜少一意孤行。朕放权，是因为共议过程有助于凝聚共识、共议结果大多稳妥，共推过程有助于汰除奸佞、共推人选大体合乎众望。但朕放了权，自然是希望这权柄运用得宜、合乎国家利益。”

他停顿一下之后缓缓说道：“争权夺利，自然难免，也不是不行。人人都有私心，不必回避。但凡事都有利弊，有得失。争，有活力，有助于汰选出更好的结果。只争，那就又回到老路。故而，朕要创设天下大同党。争权，在党内争，遵党纪；争的过程，渎了国职，有害国事，那便是大是大非拎不清。”

国务殿内静悄悄的，一些今年才有资格来参加大国策会议的，感受到了皇帝的直白。

但就算对于一些老臣来说，皇帝今天的直白也很厉害。

而听了这么多，他们终于明白皇帝的总体框架了。

“大同党的宗旨，要高于宪条！大同党内，讲志向，讲德行，讲纪律，讲能力。在党内，把这些东西讲好了，就都是天下为公的大道上同行之人。是去官府任职，还是去企业兴业，又或是在兴文教、兴文化，都是在为国建功。”

朱厚熜说着自己很熟悉、但他们却可能会陌生的东西，最后说道：“过去，天子倚士绅之智之力，擢选百官治理天下。今后，天子领天下有志于大同之同道为同党，党员遍布官府及各行各业，一同把这条路走下去。”

至此，他要立什么宪，创什么党，明什么宗旨，清楚明了。

皇帝要有百万、千万同党，政府体系下的官员只是他视野中的一部分。

宪条会约束君臣万民，那是不能突破的下限。

党纲则要凝聚共同志向，那是希望达到的上限。

可毫无疑问，若不能成为被皇帝认可的“同党”，那就不要想着在官府里能任什么职位、能爬多高。

与此同时，在随后的商议里，朱厚熜也传达了他的另一层用意：宪条律法不可违，但人孰无过？若有一些情有可原的错漏，还是有容忍、改过的余地，这会放在党内惩处。可若问题很大、违背了党纲宗旨，那就当真是谁也挽救不了。

既多了些余地，又划下明确的一些线。

最终，皇帝本人并不回避私心，自然还是要对他们讲好处。名声、地位的好处之外，还有一些物质上的好处，怎么满足？

俸禄、待遇、人脉变现，那都是不用讲的。

朱厚熜看了看唐顺之，而后开了口：“如今有一点不需要再争论：财富是可以创造的。更广阔的疆土、更多的人民，就意味着更多的财富。我泱泱中华沉淀文教、科技数千年，除了造福大明百姓、稳固政权，也该造福更多外藩子民。只要得其法，天地广阔，何愁不能尽享世界财富？”

“立宪条，明党纲宗旨，订立诸国将来体制和公约，就是此次大国策会议最重要的三件事。”朱厚熜不容置疑地说道，“大明既然体制一新，诸藩外国仍旧是朝令夕改、人亡政息，如何能保障中国稳定的利益？”

大明将要推出去的标准，不止是一些客观的、科技的标准，自然还要有人理的、制度上的标准。

可以说这是什么体制输出，但谁也不能否认它是一种保障自身利益的方式。

至于说会不会带来反噬……朱厚熜已经放下了这些忧虑。

这是在他记忆里也没有看到最终结果的争议，这超出了他的能力，这是真正需要交给后人来解决的难题。

而身处被他重新定义的这个二十四世纪，这一切暂时不是问题。

在绝大部分地方仍旧停留在真正的封建制甚至奴隶制、原始社会的这个时代，朱厚熜在御极二十载、关注科技和生产力提升已经有初步成果之后，着手明确更先进的、更有利于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制度。

难道把更先进的制度推广出去，不是一种进步？

只不过，目前要推广出去，要保障大明的利益，也必须做一些适当的改造，有一个相对平滑一点的过渡。

那就是仍旧需要在每一个地方，有那里的百姓熟悉的君主，是大明信得过的君主。

大国策会议暂时秘而不宣地继续召开，可是大明积攒多年的国力，许多不同身份的人群，终将被鼓噪起来。

不仅仅是朱厚熜自己的子女，宗室里的各藩也许也有机会——大明周边可以分封的外藩实在太多了。

而初尝商禁放松甜头的商人、士绅，又将如何躁动？

夏言和唐顺之两人私聊了许久，他们更加清楚这会给大明将卒带来多大的红利——虽然不是在大明，但每一个外藩国度里，哪能少得了一套勋爵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