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9节（2 / 3）

颓然，他却不想这么快就放弃抵抗，朝顾藩拱拱手说道：

“顾使君与使相所言，不无道理，但此役前后历时一年半，不仅寿春守兵伤亡惨重，淮西尽废，江东、江西、荆北、荆南、广西、浙东、浙西以及淮东，所征钱粮租赋都是倍于往年，地方财赋枯竭。更何况诸路还集结十万兵马参战，伤劳极甚。我担心再不给军民地方缓口气，洞荆之祸会重演……”

“民众劳苦，是亟待休养，但虏兵的情况就能好到哪里去？”

孔昌裕振声说道，

“倘若以驱逐胡虏、收复中原为计，难道不应该趁虏兵更为艰难之际，咬紧牙关渡淮吗？我们缓了一口气，虏兵也将恢复元气，收复中原要从何时再从容计议？另外，葛钰将军刚才对使相的指责，也太过偏颇。都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明年春后要从寿春渡淮，倘若韩使君、葛钰将军能勉力为之，与诸部携手共战，那是真好不过，倘若韩使君、葛钰将军觉得所部需要休整、补整，那换其他兵马从寿春渡淮北上，昌裕不知道有什么不妥当的？难不成渡淮以击胡虏，是韩使君、葛钰将军几人之事，普天之下，其他人都与此无关了？”

京襄与荆北一直都存在诸多利益冲突，孔昌裕又以荆襄士绅领袖自居，因此长期以来他在朝堂之上都是极力抵制京襄势力往荆北扩张。

绍隆帝登基之后，先后调高峻堂、袁久梁以及大批原神武军将吏填入荆北，也是希望能以孔昌裕为首，形成压制京襄进一步扩张的势力集团。

这时候见孔昌裕竟然都公开站到京襄一边，魏楚钧也知大势已去，只是朝孔昌裕拱拱手，没有再强辩下去。

他心里也清楚，孔昌裕为何会投向京襄？

说到底还是这一次淮南会战前期他们的表现太差了、太糟糕了，令整个江淮士绅都深切感受到亡国灭族的危机。

也许京襄所推行的新政，会有损江淮士绅的利益，令人痛恨，但相比较亡国灭族，孰轻孰重，这并非所有的士绅都无法加以分辨的，也并非所有人都能固执己见、死头硬的。

周鹤、高纯年以及顾藩的骑墙倒戈，影响太恶劣了；毕竟他们三人才算是天下士绅领袖，诸路监司有太多他们的门生故吏了。绍隆帝登基之后，也不得不倚重他们治理朝政。

而这次军议一旦就渡淮之事形成共识，上奏到朝廷也不可能推翻了。

毕竟这次军议的参与，基本上已经代表了大越现有的绝大多数军政力量。

京襄或者说徐怀，已经事实上用提举天下兵马勤王招讨使司军议，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枢密院的枢密会议。

而倘若名义上以他为首的五路度支使司，再进一步从属于提举天下兵马勤王招讨使司，到时候徐怀只要阻止皇诏出京，大越权柄差不多就集于他一人之手了。

这或许是京襄执意举行此次军议更深的谋算吧？

“渡淮或不渡淮，诸公且议，我等则奉圣旨行事，恕不奉陪！”葛钰霍然而立，也不去看徐怀一眼，而是朝周鹤、汪伯潜等人拱拱手，接着就站起来朝衙堂之外走去。

罗望以及其他寿春将吏这时候也相继起身，跟着葛钰离去。

对于葛钰等人的离席，徐怀也没有下令拦阻，而是不动声色的看着韩时良。

韩时良脸色黯然，半晌后施施然立身而起，谁也不看朝衙堂外走去。

徐怀又朝魏楚钧看过去，不怀好意的问道：“魏公也要甩袖而去吗？”

堂上众人一起朝魏楚钧看去。

魏楚钧这一刻在席间如坐针毡，韩时良、葛钰、罗望能走，甚至汪伯潜也能走，但他魏楚钧却不能走。

五路度支使行辕都迁入涧沟镇大营了，他走了，徐怀后脚就会派人接管五路度支使司行辕，不就相当于将五路度支使一职拱手相让吗？

他相信徐怀绝对做得出这事，而且一旦形成京襄兼领五路度支使司的事实，他在朝堂之上能争辩得过？

不管怎么说，他都得硬着头皮留下来。

“看来寿春诸将吏对渡淮之事有很大的异议啊，好在魏公深明大义，没有跟他们成一丘之貉啊，”史轸慢悠悠的说道，“好啊，寿春诸将走了也好，魏公在这里，就不妨碍诸公商议个条陈，请陛下定度……”

深明大义你个头哦，魏楚钧内心在咆哮，他现在很清楚京襄想干什么，说白了，就要是在潜邸系之外先就渡淮等事达成共识，然后派兵马，哦，派人前往建邺请旨。

“我也厌恶争执不休，”徐怀淡然说道，“韩使君他们走掉也好，我们可以静心下来慢慢商议渡淮、军功授田等事。与其浪费时间争执，大家不如花费气力多想想如何杀灭胡虏、以雪前耻……”

目前淮西、合肥、庐江、舒城、肥西、肥东、无为等南部州县都由骁胜军及诸路勤王兵马接管，但淠水以西的霍邱、固始、商城、潢川、光山以及六安、霍山七县，徐心庵直接从信阳、罗山派出数千守兵以及一批官员临时接管。

就前期而言，仅这七县的无主之地就足够用来授田。

授田能够折抵首级功，孔昌裕等人当然是赞同的。

不然的话，诸路再分摊高达两三百万贯的首级赏功钱，是实在有些吃不消了。

更何况渡淮又迫在眉睫，还需要源源不断往寿春等地运集粮秣，需要源源不断支付从京襄赎买的军械钱款，江淮等地再富庶，也很有些难支了。

再一个京襄令人厌恶的新政，核心就是军功授田，提高军卒的地位，为保障有足够的军功授田，才会严厉打压地方宗派士绅，对田地进行清查。

既然能从淮西获得足够的军功授田，那对江淮荆湖等地的清田，自然也就变得不那么迫切——这点又是符合江淮荆湖士绅利益的。

说白了就是形势所迫，死道友总比死贫道要强得多。

至于统兵将吏早就想这么干了。

大越立朝以来，军卒地位极低，即便行募兵制，但普通民众都不愿意从军，因此对军卒眷属在置办田地、科考、经商等方面都进行严格的限制。

说白了就是要让军卒的子孙后代除了充军，没有更好的谋生之道，从而保障募卒的来源不会干涸掉。

不能置办田宅，将卒即便得再多的军功赏钱，在物价腾贵的江淮，很快就会消耗一空，军卒眷属生存极为艰苦，又限制从事他业，子子孙孙都只能从军；当然，大部分将卒一生都没有机会讨老婆，也就无所谓子子孙孙。

像邓珪、刘衍、杨祁业以及解忠、刘文江、朱润、雷腾等将领，并非看不到这些弊端，但这是连建继帝在世时都没有改变，都不得不跟士绅、士臣群体妥协的残酷现实，他们又能改变什么？

然而到这时，这一切又变得顺水推舟一般容易，他们又如何能不支持？

徐徐图之

“……赤扈蛮夷也，凶残狡诈，约盟相欺，于云朔屠我悍卒；继而恃铁甲快骑悍然南下，陷我河东、河北、陕西、河淮之地，戮我千万黎庶百姓、尸骸曝野。天宣圣帝、宗室子弟、后宫妃嫔乃煌煌之躯，贵不可言，然与王公大臣万余众被胡虏掳至漠北，冰天雪地，受裸体赤足之寒；饮浆食泥、不如牲畜；蓬头垢面、役以奴婢；而妃嫔皇姬之躯更是倍受胡虏侵凌蹂躏、惨绝人寰。天宣圣帝，乃陛下皇父，亦臣之君父；慈明圣后，乃陛下皇母，亦臣之君母；宗室皇姬乃陛下兄弟姐妹，亦臣之手足也。陛下之恨，亦臣之恨也，天下臣民之恨也。自汴梁沦陷以来，臣无一日不想着灭恨雪耻，臣以为陛下亦无一日敢忘国耻家仇也……”